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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在书店做了六年店员，每晚十一点打开后屋的电台。第十一夜，对面传来的信号里多了一句话，那是只有她和上线知道的暗语，可上线两周前就已被捕。她还是按时发完了那组数字。

密码本缺了最关键的一页，当事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把纸烧了。年轻的破译员没有急着找存底，而是从灰烬的形状推算纸上的行数和贴纸位置，用了四十天，把缺的那页重新还原出了八成。

行动前一晚，同一支笔写下了两封信，一封送往城东，一封送往城西。两边都以为自己是唯一接到信的人。全剧最狠的设计是，写信的人从头到尾没有露面，只留下笔迹让两方互相怀疑。

接头暗号是借火。他在裁缝铺门口站了三个晚上，第七次终于有个女人递来火柴。擦着的那一瞬间，他看清了她手背上的旧伤，那是他们上一次见面时留下的。两人谁也没认出对方，谁也没敢认。

药房抓药有约定：两钱当归是平安，五钱是撤离。她在柜台后面站了三年，每天照方抓药，从不多问一句。有一天下单的人把当归写成四钱，这个数目不在约定里。她照方抓了四钱，递药时多问了一句，是给老人还是给孩子。对方答是给孩子，她当天夜里就把藏在药柜夹层里的名单转移了。剧里没有枪声，只有秤砣落在铜盘上的声响。第二天柜台上多了一张新方子，写的还是两钱当归，抓药的人换了一个，她照旧没有问。

联络点设在列车上，同一节车厢，三次不同的日期。第一次交换行李，第二次只递一张纸条，第三次两个人隔着一排座位坐了两站，谁也没有看谁。车站的挂钟每晚慢四分钟，这四分钟用来错开交接的时间。剧里最紧的一场戏，是第三次列车晚点，那个人在站台上多站了二十六分钟，直到广播开始报站。第四次列车开走时，靠窗的位置空着。车站调度室的记录本上，那趟车的晚点原因写的是信号故障，签名的人她认得。

接头地点是照相馆，暗号是拍一张证件照。来人说明天取，取的人却是另一个人。老板不问是谁要的，只把底片按编号收好。有一回接连来了两个人，说的是同一句话，取的是同一张照片。老板把底片洗了两份，摆在柜台上，让先来的人先挑。剧的最后，第三个人进来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照片放回柜台，转身走了。那之后老板把柜台的编号重排了一遍，从一号开始，旧底片全部收进了后屋。他去世之后，后屋的东西由徒弟清理，一张底片也没有留下。

情报写在报纸的背面，用的是米汤，干了看不见，遇碘才显字。接头的人要先把报纸折三折，再按日期抽出第三版。有一阵子报纸换了印刷厂，纸张吸墨不一样，字迹显出来是断的。她把整版报纸照着原样重抄了七遍，找出笔画与纸张的关系，才把那一句话拼齐。全剧最长的一段，是她伏在灯下抄报纸的十六分钟。那份报纸后来被送去了别处，她只留下自己重抄的第七遍，压在桌板下面。搬走那天她把它烧了，纸灰扫进簸箕倒掉。

裁缝铺的尺子是暗号，进门的人把尺放在柜台左边是安全，放在右边是有要事。他在这里做了十年裁缝，量过的尺寸都记在本子上，本子按年份锁在抽屉里。有人来取一件三年前的旧衣，他翻了半天才找到，尺寸那一页记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那人走后，他把那一页撕下来烧了。剧里他的剪刀从没有停过。那把尺后来被他重做了一遍，刻度磨掉重刻，比原来短了半寸，旁人看不出来。他量尺寸时仍用那把尺，报出的数字却始终是旧的。

名单一共三十七个人，抄到最后一行时笔断了。她补抄的那一行，字迹和前面不一样，接手的同志一眼就看了出来。为了确认这一行是不是被人换过，她回想那天的每一个细节：谁进过屋子、灯泡什么时候闪、笔是什么时候断的。三天后新的名单送来，第三十七个名字换了人。剧里没有解释换的人是谁。她后来把断掉的那支笔留着，插在笔筒最里面，一直没有再削过。名单上的第三十七个名字，她后来在另一份文件上又见过一次。

钟表铺的报时是信号。整点敲一下是平安，敲两下是有人盯梢。修表的师傅把每口钟都调准，唯独柜台上那一只慢了七分钟，七分钟用来给来人做准备。有一晚他敲了三下，那是不在约定里的数目。来的人没有进门，绕了三条街，从后门回到铺子，把已经收好的工具又摆回了台上。那天夜里铺子里的钟全被拆开。三天后铺子照常开门，柜台上那只慢七分钟的钟不见了，换成了新的，走得分秒不差。师傅没有解释那只钟去了哪里，也没有人问过他。

报纸中缝的广告是密码，字面写着寻猫、招租、失物，实际对应的是日期与地点。译电的人手里有本旧书，广告里第几个字就是页码与行数。有一则广告连着登了五天，字一个没变，只有标点从逗号变成了句号。她察觉这一点之后，按句号的位置重新取字，读出来的是两个字：立刻。她当天夜里就换了住处，把那份报纸留在了桌上。那份报纸后来被送去别处归档，她只留下了自己抄写的那一份。很多年后有人翻到它，只当是一页普通的剪报。

她把一份电报发错了地址，等发现时，对方已经收到。按照规矩她必须马上撤离，但她没有走，而是留在电台前继续发同一组数字，把错发的那份内容当成诱饵。第二天来搜查的人扑了个空，真正的情报从另一条线路送了出去。事后她要写检查，写了两页纸，最后只留了一行：错在我。检查交上去之后，她被调离了电台，走前把发报机的按键擦了一遍，频道记录也整理好留给了接手的人。新岗位清闲，她每天照常上班，只是再没有碰过发报机。

电台藏在阁楼，天线从瓦缝里伸出去，绕在烟囱上。为了不让天线反光，她每天清晨用湿布擦一遍。附近的电灯忽明忽暗，是她在发报。有一阵子楼下搬来一家新住户，孩子常在院子里放风筝，风筝线几次挂到天线上。她烧掉了那几只风筝，也把发报的时间往后推了两个小时。剧里最压抑的一场戏，是她听着楼下的哭声一动不动。那户人家后来搬走了，院子里再也没有放过风筝，她把发报的时间改回了原来的点。

撤离那天只弄到半张车票，另一半给了另一位同志。两个人约好在车上见，凭票根认人。车开了三站，她对面坐下的人不是那位同志，而是一个不相识的男人。她的手一直放在行李上，直到那人从口袋里摸出半张票根，边缘的撕口与她手里的对得上。两个人没有交换姓名，也没有说去哪里，出站时她走在前面，他在后面隔了十来步。剧到这一幕就停了，之后两个人一句话也没有。那半张票根她一直留着，边缘的撕口已经起了毛。

同一件事他写了两份口供，一份给这一边，一份给那一边。两份的内容大致相同，只差一个时间：其中一份把见面的时间提前了一小时。这一小时决定了谁有不在场证明。两边的人先后找他核对，他都答得一样，语速也一样。剧里没有交代他究竟站在哪一边，只用镜头反复拍他签字时握着的那支笔。后来两边都按他的口供办了事，各自以为自己拿到了真话，那支笔被留在了桌上。签字那天他用的是自己的笔，后来那支笔再没有出现在任何文件上。

送信的是个十来岁的孩子，他不识字，只记得路线和暗号。信缝在棉袄的夹层里，过卡子的时候，他把棉袄脱下来搭在胳膊上。有一回他被拦住搜身，棉袄被翻了个遍，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他不知道信封里写的是什么，只知道送到了要马上回家，家里有母亲在等。剧的最后，他成了邮局的分拣员。他一直记得那条路线，哪一段有狗，哪一段要低头走过矮墙，后来把这些讲给了新来的分拣员听。他一直没有学会写那条路线以外的字。

腊月里送一封信要三天，路上有雪，也有卡子。她把信藏在鞋底的夹层，走了一天一夜，脚磨破了也没敢停。中途宿在一户人家，主人给她煮了一碗姜汤，问她去哪里，她说到隔壁县看亲戚。第二天天没亮她就走了，留下一把铜板压在碗下面。信送到时，收信的人只说了三个字，路上冷。那户人家的主人后来也收到过一封信，信封上只有他的姓，没有地址，他把铜板重新压在了碗下面。那封信她始终没有拆开看过，也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。

眼镜铺的验光师其实不验光，他只在后屋接待来修镜架的人。修镜架是暗语，意味着有人要过境。他给每个人配不同的镜片：平的、浅的、深一点，镜片的深浅对应路线。有一回一位客人来了三次，每次都说镜架松了。第三次他换上一副茶色镜片，客人戴上之后就没有再回来。剧里他一直在擦柜台。那副茶色镜片后来被收在抽屉里，与前面几副放在一起，编号连着排，谁也没有取走。后来有人来取过一副平光镜，登记的名字是假的。

他前后登门七次，前六次都被挡在外面，理由是主人不在。第七次他带了对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，门开了。两个人坐下喝茶，谁也没有提正事，从头到尾都在说家乡的吃食。临走时主人问他，你吃过我家乡的粉吗。他说没有。主人说，那你不是我这里的人。剧的结尾，他被送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树。那年秋天院子里的树被人砍了，他再去的时候，门口已经换了新的门牌，开门的人也不认识他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把照片折好收进了口袋。